袁声流韵,芳华绝代――追念越剧宗师袁雪芬

  舞台姐妹・袁雪芬   袁雪芬   2011年春节放假还没有过完,由我担任总导演的20集人物传记片《舞台姐妹》后期制作的扫尾工作,就在机房紧锣密鼓地开干了。年前我去嵊州给丁一老师…

  舞台姐妹・袁雪芬

  袁雪芬

  2011年春节放假还没有过完,由我担任总导演的20集人物传记片《舞台姐妹》后期制作的扫尾工作,就在机房紧锣密鼓地开干了。年前我去嵊州给丁一老师送轮椅时,他忧心忡忡地扳着手指头告诉我:“几位老一辈越剧艺术家的健康非常不乐观,你现在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过去看不出你对越剧还那么有心。好好干吧,历史会记住你的。”我牢记着丁老师的一番话,也感到了时间的紧迫。2006年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完成后,我利用一些社会资源,在2009年开始了20集人物传记片《舞台姐妹》的拍摄,第一集做的就是《袁雪芬》。因为有了《百年越剧》的实际操作经验,拍摄工作进展顺利。2月17日元宵节,我要求几个剪辑师加班加点。谁知晚上在输出《袁雪芬》一集时,非编系统发生了严重的崩溃,很多编辑好的画面荡然无存,霎时剪辑师的脸色都变绿了,好在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2月19日下午,我开车到机房途中,被一个女司机毫不留情地追了尾,她还从车上跳下来怒气冲冲指责我。就在路边接受交警处理时,收到上海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告知我就在今天下午的早一些时候,久患绝症的袁雪芬老师去世。看到这个消息,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匆匆赶到机房,剪辑师正在调试《袁雪芬》一集的解说词和音乐。几天后,我带着刚制作好的《袁雪芬》一集赶到嵊州,出席在嵊州宾馆举行的追思会。望着大屏幕上正在向我们诉说着往事的袁雪芬老师,难忘的岁月一起涌上心头。

  后排左起:王文娟、戚雅仙、吴小楼、袁雪芬、尹桂芳

  前排左起:范瑞娟、傅全香、陆锦花、张桂凤、徐玉兰、徐天红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们的猝不及防中爆发了,那时我在杭州市长寿桥小学读书。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的途中,路过位于西大街、也就是今天武林路上的省群众艺术馆。只见群艺馆的大门紧闭,门口有一些围观的附近居民,我也好奇地停下了脚步。只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阵“噼里啪啦”火在烧什么东西的声音,空中升起股股的浓烟。我好奇地扒在门缝朝里面张望,院子一些人面色十分紧张,正在焚烧着一些平常唱戏穿的戏服,一个挂着红袖章的抱着一捆道具刀枪,把它们丢进烈火之中,又有一个挂着红袖章的将许多线装古书也丢进了火中。我当时只是感到可惜,尤其是作为一个男生,对那些刀刀枪枪的非常有好感,心想烧了还不如给我们玩游戏呢,心中显得十分不满,但也毫无办法,只得恨恨而去。这就是我一个少年对这一场浩劫的第一印象。

  1967年夏天,根据大批判形势的需要,省市文化界造反派在西湖电影院组织批判几部毒草电影,其中一部就是反映越剧演员生涯的《舞台姐妹》。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越剧,竟在后来岁月里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观看所谓毒草电影,不时有大批判者点评插入,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影片中女主角竺春花说到“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时,影片声音突然压低,插进了一个大批判者恶狠狠的话:什么“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这完全是竺春花向大家贩卖的反动思想。那时上海是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沦陷区,在此时此地“清清白白做人”,就是不管民族生死存亡,不管阶级压迫,而为个人“名利奋斗”,这是什么“清白”? 是最大的“污浊”。在此时此地“认认真真唱戏”能唱出什么戏呢? 就是麻痹人民斗志的戏。这不是为日本鬼子、汉奸汪精卫效劳吗? 反党黑线在今天贩卖“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的反动思想,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专家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妄想引导人们只抓业务,不抓政治,不搞阶级斗争,好让他们搞修正主义的一套,这是他们的政治阴谋,我们决不能让这个罪恶阴谋得逞。这些情节虽然过去了五十年,仍然就在我的眼前,记忆犹新。那时与其说是批判一些反动毒草电影,不如说大家借机来看看这些老电影而已。后来造反派大概也觉察到了,也就不在举行这样形式的批判会了。

  1982年春天,谢晋导演率领摄制组到杭州拍摄电影《秋瑾》,住在西湖边的六通宾馆。我们去采访谢晋导演及剧组主要演员,由副导演鲍芝芳接待。在拍摄现场我讲话声音大了一些,谢导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使我终身难忘,他对创作的严格要求影响了我一辈子。在采访谢晋导演时,不知话题怎么说到了电影《舞台姐妹》。谢导告诉我,在这部反映越剧的电影中,袁雪芬、尹桂芳等一批艺术家都是这部影片中的生活原型,但也不能完全对号入座,里面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在文革中,越剧被批判为“靡靡之音”、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袁雪芬、尹桂芳她们这些艺术家为此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时,谢导演自己的声音倒是响了起来:“袁雪芬被批为越剧祖师婆,批斗了500多场,有些人是恨不得把她整死的。”

  作者与袁雪芬老师合影

  1999年那个寒冷冬天,我接受了拍摄大型纪录片《百年越剧》的任务,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和袁雪芬老师见面。因为讲述越剧百年的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的越剧改革,袁老师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必须认真倾听她的意见。再就是尹桂芳老师的健康每况日下,令我非常不安,现在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了。经过负责外联的丁老师的一番努力,我到上海见到了尹桂芳老师,我实在没有勇气架起摄像机。此时的尹老师病得已经完全落形了,她的亲人告诉我,尹老师吃什么就吐什么。我至今都认为当时如果拍摄,将是都她极大的不尊重。尹老师用她颤抖的左手,为我题写了她的名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尹老师,四个月后阴阳两隔。在等待采访袁雪芬老师的日子里,我们紧张地在嵊州展开了外景的拍摄。

  2001年5月15日,我率领《百年越剧》摄制组到上海,住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我和丁老师去家看望袁雪芬老师,提出了采访的要求。晚上接到袁老师秘书黄德君打来的电话,说袁雪芬老师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接受我们的采访。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了一个晚上。次日一早,我们准时来到位于复兴西路10号的上海越剧院,没有想到袁雪芬老师早已在办公室等候了。寒暄了几句,面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袁雪芬老师展开了她人生的详细讲述。

  《百年越剧》拍摄袁雪芬老师

  1922年3月26日,袁雪芬出生在浙江嵊县甘霖镇杜山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父亲袁茂松是乡下一个私塾先生,农忙时也干一些农活。父亲的古文基础比较好,他希望袁雪芬能像一个男人那样自立。袁雪芬6岁时,父亲带她到私塾读了三年书,认识了一些字,终因家道贫寒,加之“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不久便辍学了。在旧时嵊县,女孩子是没有什么出路的。袁雪芬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妇女,勤劳善良。但由于生的都是女儿,免不了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1933年袁雪芬入科班学戏,并不是因为喜欢越剧才去的,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对她的刺激很大,由此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那一年,袁雪芬的第三个妹妹降生了。一看又是一个女儿,母亲背着袁雪芬的父亲,花了一块钱托隔壁那个讨饭婆婆,把刚生下来的妹妹送到育婴堂去。袁雪芬苦苦哀求这个婆婆,求她千万别送妹妹去育婴堂,送去了这个妹妹就没有了。母亲叫袁雪芬写下妹妹的生辰八字时,袁雪芬对母亲说,这个妹妹由我来抚养,你就别送到育婴堂了。母亲说你怎么能养活她?袁雪芬说给她吃点糖茶,她不是就长大了吗?妹妹还是被送到育婴堂去了,袁雪芬为此大哭了一场。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叫王天喜的科班班主来到袁雪芬家,请她父亲给科班起个班名,父亲想了一想,就起了“四季春”的名字,就是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意思。袁雪芬悄悄对王天喜说,我也要去学戏。王天喜说这个不行,你去学戏,你父亲要生气的。袁雪芬只得回到家跟母亲商量。在这以前,母亲曾偷偷把袁雪芬送到崇仁镇的高升舞台学戏,袁雪芬哭了三天就逃回来了,幸亏父亲不知道这件事情。袁雪芬母亲生气地说,你的事我不管了,自己去问你父亲。袁雪芬只好去对父亲讲,父亲听后勃然大怒,说你这是自甘堕落。袁雪芬问他“堕落是什么意思?他说“堕落”就是不学好。父亲说他最看不起的就是社会上的“三子”,即婊子、当兵吃军粮的粮子、唱戏的戏子。父亲说,你要去做戏子,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人家问你是谁生的,你就说是猪和狗生的。但是袁雪芬学戏的信念已定,只穿了一套衣服、拿着一把扇子就离开了家,到科班的第一个晚上和傅全香睡在一张床上。好在是一个夏天,只是被蚊子咬了一夜。当时袁雪芬的父亲气得不得了,声称从此断绝父女关系,那一年袁雪芬11岁。袁雪芬学戏的科班在柳岸村兴福庵,离杜山村大约三里路。2000年我拍摄《百年越剧》时,这个庵还在。我曾陪同傅全香老师故地重游,傅老师又领我到对面当年她们练功的河滩上,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记得那一天丁老师也在。我还拍了一群水牛吃草的镜头。后来在拓宽道路时兴福庵被拆除,重建在不远的一个山坡上,但完全没有以前的一点痕迹了。

  一个月学戏下来,要分行当拜师了。科班要袁雪芬的父亲签字画押,父亲还是叫袁雪芬回家去。他看到班主递来的关书,上面写着“学戏帮师三年,生残病死,班主概不负责”像签卖身契一样,一脸地不高兴。班主和教戏师父对袁雪芬父亲说,科班大的孩子十七八岁,最小的是你女儿和孙泉香(即后来的傅全香)沈爱莲、钱苗花的妹妹钱苗英,,两个十一岁,两个十岁。即使三年学习期满了,你女儿也不过是十四岁,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的女儿不能演戏,再让她回去也是可以的。现在你只要拿出30块钱投资入股,就算你女儿正式入班了。王天喜这个戏班的经费,都是家长拿出一些钱办起来的,恰好戏班要找一个人去挑箱子挑铺盖,父亲看袁雪芬实在不肯回去,就拿出30块钱,叫袁雪芬的舅舅来挑衣箱铺盖,同时照顾一下女儿,从此袁雪芬正式成为“四季春”戏班的一员了。科班里学戏是一件很苦的事,天还没有亮,袁雪芬和傅全香她们姐妹几个,就在师傅鲍金龙的严厉教导下,练着基本功。一个上午练下来,有时连一口水也喝不上。和同代人不一样,袁雪芬走上越剧之路,完全是自己爱好,她迷上了这个舞台,那水袖挥舞、唱词袅袅的越剧深深地吸引着她。

  1936年春天,袁雪芬随“四季春戏班在杭州羊坝头的老国货商场演出。当时深受杭州戏迷喜爱的越剧名伶王杏花受邀赴杭演出三天。那时的王杏花已是“三花一娟”之一,她的表演与扮相深深吸引住了袁雪芬,每逢王杏花登台,袁雪芬都躲在暗处偷艺。那时这样做是违反规矩的,都是袁雪芬还是忍不住去学。以至于袁雪芬登台时,杭州观众都称她为“小王杏花。”但是这次学艺的代价是巨大的,吓得袁雪芬最终得了伤寒,高烧不断,把脑子都烧坏了。科班师父感到可能没有救了,父亲只得把她领回了嵊县老家。当地的土郎中配了一大堆的草药,总算把袁雪芬从阎王爷那里拖了回来。病愈后的袁雪芬头发全部脱落,记忆力减退,戏文都忘光了,连丫头的戏都演不了。以后袁雪芬得肺结核吐血等顽疾,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我在以后采访袁雪芬老师时,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也成为名演员的话,对青年演员我一定不欺负她们,要爱护她们。”

  1978年袁雪芬老师在“越剧之家”为钱爱玉、孙水玉、裘伟刚等作现场指导

  1959年袁雪芬老师在青浦农村演出

  1936年9月,袁雪芬随着戏班子来到上海,在泥城桥通商旅社小剧场演出,白天都不敢一个人上街。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姑娘,在舞台上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演谁像谁,仿佛亲身经历过了人世的悲欢离合。1938年,袁雪芬随戏班子第二次进上海时,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第二年,她和被誉为“闪电小生”的马樟花到电台播唱,同更多的越剧听众发生了联系,进一步扩大了越剧的影响。仅仅五年,刚满20岁的袁雪芬就成为越剧的一面旗帜,由她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新越剧”异军突起,这是反对她演戏的父亲袁茂松万万没有想到的。

  1942年,注定在袁雪芬的艺术生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体弱多病的袁雪芬要挺身而出,承担起这样一个历史重任?1995年在嵊州举行的一次越剧界聚会时,在剡溪宾馆的大厅里,袁雪芬面对众多的新闻媒体记者,详细地讲述了这个在越剧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改革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事情还得从1942年年初的“马樟花之死”说起。

  袁雪芬与马樟花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五,一个被人们称为“闪电小生”的越剧名伶马樟花,在人们新年祝福声和鞭炮声中,被黑恶势力迫害致死,走完了她21岁的生命历程,满怀悲愤地离开了人间。马樟花是嵊县马家村人, 10岁学艺,是越剧界第一个到广播电台唱越剧的演员,也是有名的女小生。她和电影明星周璇合作,在广播电台合唱过一首叫《还是团圆好》的歌曲。大来剧场老板陆根棣对马樟花垂涎三尺,在马樟花和一个大学生自主恋爱结婚、离开大来剧场自立门户后,陆根棣叫来一些黄色小报记者炮制文章,对她进行了恶毒的人身诽谤。一向傲气的马樟花,因此悲愤成疾,终一病不起。1984年3月18日,袁雪芬撰写了一篇纪念马樟花的文章,在文中她这样写道: 我常常梦见马樟花。在梦境中,我们又一起演唱那令人断肠的《楼台会》。人说往事如烟,可我对这位四十多年前的舞台同伴却长相思,不相忘。 每当想到马樟花同演的那个过去的时刻,我总是这样想,她要生活在新社会,定然会有另一种命运吧。1951年7月28日,逼死了“闪电小生”马樟花的陆根棣被人民政府处决。

  马樟花与袁雪芬搭档三年,台上珠联璧合,台下情同姐妹。当袁雪芬听到马樟花去世的消息后,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一口鲜血喷涌出来。她愤然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家乡嵊县杜山村。在家乡的那些日子里,袁雪芬终日闭门不出,沉浸在对马樟花的思念之中,同时对越剧现状进行了痛苦反思。嵊县虽远离上海,但也并非世外桃源,地主恶霸隔三叉五要请袁雪芬唱堂会,袁雪芬始终洁身自励,持斋茹素。为了躲避老家那些居心不良人士的胡搅蛮缠,几个月后袁雪芬不得不回到了上海。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上海完全被日本军队占领,到处弥漫着亡国的空气,走路要向日本鬼子低头,过桥要给他们鞠躬。

  国难当头,时局动荡。越剧并没有因为战争停止了发展,反而在上海租界中迅速地崛起。1939年9月,“孤岛”上海已有二十几副越剧班子,占据了十几个剧场。1941年,京剧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京剧在上海滩的影响日渐减弱,昆曲濒于消亡,话剧界、电影界众多精英撤退去了陪都重庆。越剧经过几次革新,逐渐成为沪上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戏。京剧评论家梅花馆主1942年6月10日在《申报》著文称女子越剧“在各种地方杂剧中,居然有独着先鞭之势。

  袁雪芬老师向我回忆着往事:“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了,可在上海一些著名演员都在跳那种草裙舞,京剧舞台上也是如此,我感到非常失望。可是我看了话剧,我完全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我先看了《党人魂》,也叫《秋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然后看《文天祥》,《文天祥》就义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观众就是鼓掌啊。这个掌声使我深深感到,日本鬼子已经进入租界了,在日本鬼子眼皮下还能演像《文天祥》那样的戏真是不简单,这种鼓掌声跟观众的共鸣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看了这个戏,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我觉得做人要学文天祥,要有民族气节,演戏也要唱《正气歌》。”

  当年上海滩的剧场完全是商业化运作,老板掌握着剧场的经营大权。演员是自由职业者,与剧场只是合约关系。一个酷热的下午,袁雪芬快步走进了剧场。剧场老板陆根棣望着突然回来的袁雪芬,装出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袁雪芬没有客套,她单刀直入,提出要革除剧场的陈规旧习,建立编导制,上演新戏,陆老板的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

  2006年春天,越剧史研究者丁一老师告诉我:“当年袁雪芬这样的改革在越剧历史上是没有的,主要是她感觉到越剧这样长期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当时越剧演的都是一些路头戏,台词和唱段全凭师父口传心授,代代相传,情节是始终不变的,内容还夹杂着轻佻低俗的成分。演员在台上唱戏,观众在台下喝着茶,有的还和演员抬杠取乐。上海一些报纸洋洋洒洒的报道,也无半句褒言。乡下戏、讨饭佬戏就是越剧的代名词。”袁雪芬老师告诉我:“那个时候上海有京剧,有江淮戏,有扬剧,有锡剧,有宁波弹簧,有申曲,当时申曲还不叫沪剧。地位都比我们高,最低的是越剧。人家报纸登出来说,越剧就是讨饭戏。台上在演出,后台演员打麻将,脏话连篇,这叫演什么戏啊?这不是糟蹋自己吗?过去家里负担很重,只好委屈自己演那种戏。如今我们自己可以做主了,演什么自己可以拿主意。”

  大来剧场老板陆根棣万万没有想到,初次与袁雪芬的见面,她便提出了要与他“约法三章”,包括革除一切陈规旧习、演出新戏、聘请专职编导等,弄得陆老板十分尴尬。袁雪芬和陆根棣的谈判是艰苦的,他害怕失去袁雪芬这块金字招牌,只得勉强答应了下来。但对于聘用编导则坚决不同意,直到袁雪芬允诺自己拿出每月的九成包银来支付费用,保证他有钱赚时,他才有了一点笑脸。袁雪芬的初步目标达到,她立即着手聘用了姚鲁丁、韩义、南薇、徐进等一批新知识分子进入剧团,并且由此建立起正规的编导制。袁雪芬向我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觉得真是要改,除了“四工调”、“清板”、“十字句”这些留下来,其他的我统统不要,我统统用话剧的形式。没有编剧要有编剧,没有导演要有导演。点点滴滴,要有本子、要有导演、要有舞台设计,我们的服装也有跟京剧不一样。”

  袁雪芬老师感慨地说,阻力首先来自于自己的家庭:“我跟老板讲好了,我们约法三章。我演什么不演什么,这个一定要我做主的。我们工资可以少一些,我只拿四千块一个月,我给舅舅一千块。最后老板陆根棣倒是认可了,可是监护我的舅舅对我却大为不满。你演老戏赚四万块钱用不着你动脑筋的,我可以拿一万块,你拿三万块。你现在拿四千块,我拿一千块,你只有三千块,你这是干嘛呢?所以叫我娘一定要阻止我的越剧改革。我舅舅是只认识钞票的人,不知道我在追求什么。我认为父亲死了以后,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我给了他八千块钱,叫他从此离开我。2001年5月,我在上海采访了当年《古庙冤魂》的舞美师韩义,他对我说:“我到了雪声剧团以后,看到袁雪芬她们在化妆,她们化的妆都是水粉化妆。我是搞化妆的,这个水粉妆跟舞台布景配合得不舒服,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搞油彩化妆?老袁她很赞成我这样做”。作曲家周大风在评价那个时候袁雪芬的改革时,他认为:“上海沦陷后一批文艺工作者到内地去了,有的到延安去了,上海还留下来一批人。袁雪芬很有远见,她把这批人请来,做导演,做编剧,所以在艺术上提高了。

  袁雪芬“新越剧运动”的第一部作品,是1942年10月28日《古庙冤魂》在大来剧场的公演,该剧采用了新设计的服装和立体布景,演出全场爆满,袁雪芬三万多包银,终于没有白花,初试改革获得成功。紧接着在反映陆游唐琬爱情故事的新编越剧《断肠人》中,采用了完整的布景。次年初演出《雨夜惊梦》,开始用舞台灯光和配音效果。九月,演出《边城儿女》,废除戏单,设计蒙古服饰,令人耳目一新。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袁雪芬所在的四季春戏班共演出了30多个新剧目,几乎每个月都有两部以上的新戏。因为有导演和编剧的加盟,每部作品的故事性、艺术性、创新性大大提高,令上海越剧界为之一振。特别是年轻充满文化气的知识分子进入剧团,给剧团带来一种清新的气象,提高了剧团的整体文化质量。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编导制,是越剧向京剧、话剧等成熟剧种看齐的重要一步,也使越剧成为了中国三百多个地方戏曲中最早建立编导制的剧种。树立以导演为中心的艺术体制,为越剧形成编、导、演、舞、音的综合优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编剧人员的引进,促使了越剧的剧目生产。越剧三十多年来演路头戏、幕表戏的习惯得以逐步改变。

  1946年《凄凉辽宫月》剧照

  唱腔曲调是一个剧种的标志,也是发展的标志。在“新越剧运动”中,创造属于越剧自己的曲调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最早落地唱书传承的“四工合调”到1925年,施银花和琴师王春荣在杭嘉湖一带演出时,合作创造了质朴明快、抒情活泼的“四工调”,为女子越剧找到了自己的曲调。在排演由南薇编导的新戏《香妃》时,袁雪芬为了表现香妃不忘国破家亡的内心世界,与拉京胡出身的琴师周宝才合作,首创了适合于表现人物悲愤沉郁的音乐曲调“尺调”。这个戏是写乾隆杀掉香妃丈夫后,要纳她为妃、香妃宁死不从的故事。这跟当时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正好是合拍的。《香妃》排练时香妃哭头的那一场戏,原来是“听说夫君一命亡,香妃心中暗彷徨。只见那小军捧头跪地上,盘内莫非我夫郎。走向前去揭布望”,这是都是〔四工调)的唱法,是带有某种程式的三哭头。正式演出的那场戏,,开始“听说夫君一命亡”,还是〔四工调),但是它里面有一点像〔尺调〕了,“我手指颤抖心内慌……我那苦命的夫啊!”本来是看见后“啊”一声就过去了。袁雪芬在正式演出时,她感到用这种表演手段无法表达内心的情感,一声“啊”不能表达香妃当时心情的震撼。所以在演出时袁雪芬调整了自己的表演,一个倒退停顿,一个长的停顿,非常长的的停顿,观众完全集中到袁雪芬的身上来了,观众的心态跟袁雪芬几乎一样了。一个大停顿后,袁雪芬已经哭不出来了,她有感而发地翻了一个高音,很长的一个音,一下子冒出来一个高音。拉京胡出身的琴师周宝财宝才听到突然冒出一个高音,他反应非常灵活,救场如救火似的马上也提高了一个音,用弦在等袁雪芬。“我那苦命的夫啊”起调,宝才师父听到袁雪芬这个凄苦的起调后,一个停顿,一个凄调,还有十字句,袁雪芬出口就是“不由我,一阵哭,哭断肝肠”。下来后袁雪芬唱了10句十字句,完全是即兴创作。当时宝才师父拉得丝丝入扣,袁雪芬唱得也是荡气回肠。观众从来没听见过这样的唱腔,观众席里一片肃静,宝才师父被深深地震憾了,他流下了流泪,袁雪芬也哭了。2001年5月,我在采访周宝才师父时,虽然他已经中风言语困难,但听到我们在讲述那一段历史时,不住地点头称是。

  无独有偶。后来也在大来剧场的范瑞娟在演出《山伯临终》时,也和琴师周宝才合作,把整台戏的G调即兴地唱高了一个调,同时吸收了京剧中反二黄的旋律,对越剧“四工调”中的“落字调”进行了丰富和衍变,创造了抒情性极强的“弦下调”。“尺调”和“弦下调”是越剧音乐在“新越剧”运动中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这两种曲调与施银花创造的“四工调”至今仍是越剧的基本曲调。2002年1月30日,周宝才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上海越剧界乃至戏曲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琴师。宝才师父的艺术人生经历了风风雨雨,然而始终与越胡的琴弦和悠扬的越剧旋律相伴。

  越剧《碧玉簪・送风冠》剧照 袁雪芬饰李秀英、徐玉兰饰王玉林

  越剧《西厢记》饰崔莺莺

  袁雪芬的“新越剧”运动,很快就被上海的越剧戏班所传承,在上海“演红了半边天”的尹桂芳和竺水招,也举起了“新越剧”的旗帜。越剧,也如袁雪芬当年所在的“四季春戏班”的名字一样,迎来了她的第一个春天。2001年5月20日,在丁一老师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昔日大来剧场旧址。它位于贵州路263号北京路路口,解放后被收为国有,现在是上海五金交电公司的自行车批发部,门面楼上悬挂着“大隆链条”和“威特力焊机”的广告牌。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但中国越剧史始终铭记着袁雪芬老师的功绩。

  如果说形成于三、四十年代的越剧的改革,初起时还比较盲目的话,那么,经过这段时期的收获,这一改革已进入正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初一、二人,一二个剧团点燃的改革之火,逐渐呈燎原之势,不久便风靡了整个上海的越剧界。�最早响应改革的是在“龙门”剧院十分走红的尹桂芳。她和竺水招一起,十分响亮地竖起了“新越剧”的旗帜。

  尹桂芳、竺水招在“龙门”的改革,为“新越剧”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此后在上海的一些名剧团和名演员纷纷加入了越剧改革的行列。傅全香、徐玉兰、筱丹桂等人也对剧目和表演艺术进行了改革,出现了一批至今具有影响的演出剧目,例如《沙漠王子》、《浪荡子》、《北地王》、《屈原》等。至此越剧改革蔚然成风,一系列的旧规陋习被打破,艺术形式趋向规范和完善,声腔系统出现了突破。这一切的成果,必然带动着越剧题材的重大突破和飞跃,1946年出现的越剧近代题材《祥林嫂》,正是这一改革的必然结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越剧艺人们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此时的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一触即发,这一切越剧界这些才20多岁的姑娘们并不知晓。但即便这样,她们还是不自觉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旋涡。此话从1946年一个伟人逝世纪念日说起。

  194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上海各界人士纷纷准备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面民族的旗帜。194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编剧南薇把鲁迅的小说《祝福》带进了袁雪芬的化妆间。南薇原名刘松涛,江苏武进人。1942年参与组建雪声剧团,任该团编导。2006年夏天,袁雪芬在上海寓所再一次向我回忆当年的情景:“那一天,我在明星大戏院演出。日场演出结束后需要改妆,因为晚上还要演出。南薇对我说,袁小姐,我读篇一小说给你听听,这小说不长,只有几千个字。我一面在改妆,他一面读给我听。读完之后,他说你看怎么样,能不能改成一部戏啊?我那时虽然还不知道鲁迅的伟大,但这个故事情节我是非常熟悉的,从我母亲这些老一辈人的身上,我可以找到祥林嫂的影子。我说有把握演好,你写出来我一定演。”在上海巨鹿路的亭子间里,孱弱文静的南薇伏案疾书,满怀愤慨地对那个黑暗社会作了一次无情的剖析。虽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命运坎坷,饱经摧残,但他生命的火焰在1946年的那个春天燃烧得特别艳丽。

  此时抗日战争结束已近一年了,曾经联手抗日的国共两党关系非常微妙,虽然两党领袖在重庆签署了“双十协定”,但种种迹象表明,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此时上演在当局看来有政治倾向的、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戏,无疑是需要一些胆量的。为了演好祥林嫂这个新角色,袁雪芬专门去书店买来了《鲁迅全集》阅读,还和南薇专程拜访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许广平听了他们说明了来意后愣了一下,她说:“在延安有“鲁艺”,延安“鲁艺”是研究鲁迅作品的,他们演鲁迅的作品倒是完全说得通的。你们在上海演出鲁迅的作品,你们不怕当局不同意吗?在这里看鲁迅的小说是要戴红帽子的。”袁雪芬说:“我们演《祥林嫂》,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啊?我们在敌伪时期演一些骂汉奸的戏,特高科他们审查的是一个本子,我们演出时又是另外一个本子,我们要搞越剧改革,什么题材都要演。”

  越剧《祥林嫂》剧照

  在征得了许广平的同意后,雪声剧团开始《祥林嫂》的创作,连写带排一个多月,剧本写好一场排一场戏,日夜两场演出照样进行,不对外进行彩排,只是请许广平来看戏,听取大家的意见。如果说《祥林嫂》的题材引起了当局和社会名流的关注,那么这个戏的强大演员阵容,则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袁雪芬扮演祥林嫂,范瑞娟扮演贺老六,张桂凤扮演卫癞子,陆锦花扮演老爷。这个戏的演员豪华阵容,演员在剧中的出色表演,即使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经典意义。2003年夏天,我到上海青岛路和黄河路的交叉口拍摄,当年上演《祥林嫂》的明星大戏院,60多年后已经换了上海银行的招牌了。

  1946年5月6日晚上,上海青岛路明星大戏院,一台新排的越剧近代戏正准备演出,这无疑是袁雪芬一生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幕。开演前,大厅里走进来一群很有风度的人,相继在签名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少观众看了签名不禁大吃一惊。这些人当中,有赫赫有名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剧作家田汉、洪深,著名导演黄佐临、费穆、欧阳山尊,电影艺术家张骏祥、白杨,理论家胡风、李健吾,还有画家丁聪、张光宇等人。吸引这么多艺术家进入剧场的,是一出新编越剧《祥林嫂》。在此之前,鲁迅作品还从来没有被搬上过戏曲舞台,如今一个地方剧种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上海,演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作品,这不得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上海《联合晚报》《世界晨报》《文汇报》《时事新报》《周报》《新闻报》等众多新闻单位,对该剧作了全面的跟踪报道。袁雪芬兴奋地说:“那天的情景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请许广平先生来看戏,她请来了新文艺界的一些名人。编导南薇脸孔涨得血红地跑进来,他说不得了,不得了,今天田汉来了,洪深来了,张骏祥来了,费穆来了,胡风也来了,全是戏剧界的前辈名人,我们的戏怎么可以给他们看呢?”袁雪芬坦然地说:“既然可以给观众看,为什么不能给他们看?丑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怕什么?连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也不晓得我们这个作品怎么样,凭着我熟悉的那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凭着我朴素的感觉演出,嗓子越唱越好。虽然是演戏,但我真得“砰”得一下撞了过去,把桌子板凳全都给撞倒了。整个桌面归桌面,桌脚归桌脚,下面还要继续演戏的呀。那个监场没有办法,只好把桌面搁在坏掉的桌脚上,当时的情景很狼狈。”

  1948年拍摄的越剧电影《祥林嫂》连环画

  艺术界的名流们看了此剧后一致反映不错,但总体还嫌粗糙,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化。胡风则对戏中增添的“青梅竹马”情节表示了异议,许广平代袁雪芬做了一些解释。第二天,上海的报纸大部分都有关于《祥林嫂》的报道。田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演祥林嫂的这个演员素质很高,表演很好。画家丁聪和白杨开玩笑说:“你看袁雪芬在和你们比赛了。”许广平还特地向剧团表示祝贺,说大家的反映都不错。这《祥林嫂》写的不是个人命运,而是社会制度问题,因此社会各界反响会这样强烈。次演出鲁迅的作品是袁雪芬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其实她当时只想到戏里有好人和坏人,哪里有社会制度问题。为什么大家对鲁迅那么尊重,从那时开始袁雪芬开始阅读鲁迅的著作,逐渐体会到了鲁迅的伟大。

  一部鲁迅带有政治倾向的作品搬上了戏曲舞台,并且在国统区的上海演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当时上海许多报纸对《祥林嫂》的演出进行了报道,称《祥林嫂》的演出成功,是“新越剧的里程碑”。至此,越剧受到了共产党的关心指导,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一场轰轰烈烈的越剧改革,在《祥林嫂》的演出谢幕中,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久,上海民间举行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活动时,特别邀请了雪声剧团的成容和南薇参加,周恩来和郭沫若都讲了话。成容和南薇把开会的情况都告诉了袁雪芬,他们从内心感到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

  在喑无天日的十里洋场,袁雪芬始终洁身自好,若芙蕖,出污泥而不染。她“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不拜“过房娘”,不唱“堂会”,不受礼,不吃请。她淡妆素抹,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她这种纯洁率直、刚正不同的高尚品格,博得了许多人的尊敬。60年后的今天,袁雪芬说:“《祥林嫂》把越剧引上了革命文艺的道路,成为自己政治的转折点,也是整个越剧界的转折点。”中共上海地下党注意到了这些年轻越剧名伶的政治倾向,开始接近帮助她们。一个月后,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从南京来到上海。他冒着风险来到明星大戏院,观看雪声剧团演出的《凄凉辽宫月》。坐在观众席中的周恩来,为那位曾扮演祥林嫂的嵊县姑娘鼓掌叫好。1948年,由雪声剧团原班创作人员演出的《祥林嫂》,被启明影业公司搬上了银幕,南薇担任导演。这是鲁迅作品第一次拍成电影,它开创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越剧电影模式。可惜在动荡战乱的年代,1948年拍摄的《祥林嫂》电影拷贝以后就下落不明了,有人说在解放初期在北京看过这个影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在1978年重新拍摄的宽银幕电影《祥林嫂》,袁雪芬扮演老年祥林嫂,金采风扮演年轻祥林嫂。

  1948年《珊瑚引》剧照

  1952年越剧《白蛇传》剧照 袁雪芬饰白素贞、范瑞娟饰许仙、傅全香饰小青

  一天下午,田汉和于伶约袁雪芬和南微到于伶家里做客,地址就是现在的石门路108号。于伶家住的房子很小,上面还搭了一个阁楼,其实这里就是地下党负责人住的地方,田汉就曾经住在那里。那是一次友好的见面,大家感觉彼此非常平等,气氛非常融洽。田汉和于伶详细了解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的情况,又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还仔细询问了越剧和绍兴大班之间的关系。田汉对袁雪芬进行了热情的鼓励,他说:“你们是民间剧团,生活在群众之间,永远不要脱离群众。”以后一家报纸发了一篇报道,说田汉先生找袁雪芬她们谈话,谈越剧的改革。其实当时袁雪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总感到这些人都是“好好先生”,待人都是非常平等和蔼的。

  1946年6月26日,国共内战终于爆发。7月中旬,当时在昆明的中国民主同盟两位中央委员李公朴教授和闻一多教授,四天之内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国统区内一片白色恐怖,追求进步的越剧艺人们也不能逃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有关《祥林嫂》和袁雪芬的个人材料密报到了上海社会局。上海社会局要搞社会演艺人员普查,居然把艺人和妓女列在同一个项目登记,袁雪芬感到这是对她们的极大侮辱,她气愤之极地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同妓女弄在一起我们登记?这种登记的目的是什么?”当局操纵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成立越剧工会,想把袁雪芬捧上工会主席的宝座加以控制。袁雪芬认为与他们那些人志不同道不合,以“我做不来这份工作”为由拒绝了。后来他们把尹桂芳挂上越剧工会主席,尹桂芳知道其中内幕之后,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也辞去了越剧工会主席的职务。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从南京来到上海,她很想看袁雪芬的戏,听说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袁雪芬同为嵊县人,就叫王晓籁出面邀请。王晓籁派人拿着玉佩去请袁雪芬,袁雪芬简单回答了两句话:“我是从来不唱堂会的,要看戏请夫人到剧场来。”王晓籁亲自打电话给袁雪芬,袁雪芬照样还是拒绝了。

  社会进步力量对袁雪芬她们的重视,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对袁雪芬的种种迫害开始了。有一天,一个号称是嵊县老乡的人来到袁雪芬住处,笑里藏刀地说:“袁小姐,请你帮一个忙,给我们唱一个堂会,场地我们已经包下来了,我们有很多钱好赚的。”袁雪芬一看对方模样,心里就明白了几分:“对不起,我是从来不唱堂会的。”那个人还是不甘心说:“这个堂会我们已经包下来了,你要是不唱,我们要损失几千元钱。你如果真不肯赏脸,是不是借我们十个包银,算是对我们的赔偿。”袁雪芬哪来会理你这一套,那个人恶狠狠地说:“你想不想在上海演戏了?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

  1946年8月27日上午,袁雪芬身穿白色旗袍,坐黄包车从静安寺到位于南京路、成都路交叉口的苏联广播电台录音。刚从弄堂口出来正在等红绿灯时,突然路边窜出来一个男子,将一个粪袋套在了她的头上。这位三轮车夫很仗义,一起同袁雪芬追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穿黑短衫的家伙正在逃窜,不远就有一个警察在执勤,不但不履行公务,反而哈哈大笑。后来有人告诉袁雪芬,这个流氓是幕后坏人指使他这样干的,当时还想大粪里加进一些硝镪水,要把你的面容毁掉,这个小流氓忘记把硝镪水加进去了,回去后被那些坏人揍了一顿。

  过了没有几天,袁雪芬又收到了一封恐吓信:限你三日之内离开上海,否则就给你好看,信里还包着一颗子弹。这封信袁雪芬交给了南薇,后到了田汉的手里。当时在上海越剧界,筱丹桂、王杏花已经是“越剧皇后”,当局要袁雪芬参加年度“越剧皇后”的评选,袁雪芬不愿意同流合污,登报申明只答应参加演出,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上海警备司令部竟然命令她10天之内必须报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袁雪芬想起了鲁迅夫人许广平曾经对她说过的话:“你有事可以去找于伶。”于伶是上海地下党文化委员会负责人,袁雪芬和他熟悉,但那时袁雪芬并不知道于伶是共产党。于伶对她说:“我们在上海做人都没有保障,不但你没有保障,就连郭沫若这样的名人也没有保障,你去开记者招待会,把你受到的一切迫害告诉记者们。但你千万不要叫郭沫若先生讲话,他自己也受到了迫害。”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有田汉、于伶、洪深、许广平等一批文化名人,袁雪芬把自己受到迫害的经过详细讲出来后,田汉气愤地说:“在这个社会还有没有生命保障?”洪深站起来慷慨激昂,呼吁社会各界声援袁雪芬:“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艺人,做人都这么难?”最后洪深大声疾呼:“让一个善良的人活下去吧。”第二天,《文汇报》文章的标题十分醒目,《袁雪芬,你挺起胸膛来》。

  袁雪芬 1949年在上海

  尽管反动派不敢明目张胆地对袁雪芬下毒手,但在精神上威胁折磨她。在袁雪芬家后门口,每天总有一个特务坐在她家后门的水龙头旁,监视着袁雪芬的一举一动。有一次,袁雪芬外出坐三轮车,刚上去只见车身一抖,一瓶硝镪水打翻了,牛皮篷烧了一个很大的洞,躲在三轮车篷下的那个特务飞快地逃走了。原来他把硝镪水放在三轮车篷里,人躲在三轮车篷下面准备行凶,没想到这一次又失败了。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袁雪芬常常陷入深思之中。演出《祥林嫂》引导她走上了革命道路,可是要继续走下去,下一步怎么走?戏曲改革的主体在哪里?她认为在我们演员本身,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越剧的命运。袁雪芬请来的编剧和导演,他们对越剧改革有兴趣,但他们只是改革的参与者,一起合作的人有的已经满足了。袁雪芬对老板说,三个星期、四个星期就要换一个新戏。老板怕事,希望她走回头路。袁雪芬是不甘心走老路的,贴出海报要演托尔斯泰的《复活》和《白毛女》,老板坚决不同意,内部也不太支持,于是袁雪芬决定演出告一段落。

  从1942年开始,袁雪芬的身体一直不好,吐血就没有中断。在袁雪芬暂别舞台的那一段时间,外界议论纷纷,有人说袁雪芬去做尼姑了,也有人认为袁雪芬被赶走了。许广平和梅朵她们写文章批驳,说袁雪芬不是那样的人。当时鼓励袁雪芬的文章不少,好多人非常关心她。其实袁雪芬确实想调整一下自己。她利用这一段时间看了好多戏,各种各样的地方戏都看,尤其看了越剧界的一些演出后,袁雪芬对越剧改革进行了思考:徐玉兰累得在台上吐血,尹桂芳嗓子沙哑了也不能休息,如此卖命演出,为什么还要看不劳而获的老板眼色?为什么要我们越剧演员和妓女一起去进行从业登记?袁雪芬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争取越剧姐妹们的合法地位与权益,就必须摆脱老板的控制,要有属于自己的剧场,必须办一所专门的越剧学馆,培养接班人。袁雪芬想,我们拥有那么多的观众,叫他们投资成立一个有限公司,集资20个亿。她初步算了一下,还差10个亿,怎么办?袁雪芬想到用义演的办法解决。她首先去找敢做敢当的大姐尹桂芳,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沪上越剧名角义演,筹资盖一座越剧艺人自己的剧场,尹桂芳为此放弃了电影《王孙公子》的拍摄。袁雪芬又去找徐玉兰等名伶,一个一个演员谈过去,她们都同意这个想法。

  1947年7月29日下午,位于四马路的“大西洋”西餐社,越剧名伶云集,就连平时很少外出交际的筱丹桂也来了,西餐社的老板也是一个越剧迷,他点了点,一共来了十位名角:芳华剧团的尹桂芳、竺水招、吴小楼,丹桂剧团的筱丹桂、徐玉兰、徐天红,东山越艺社的范瑞娟、傅全香、张桂风,还有一个是刚刚离开雪声剧团的袁雪芬。她们要联合义演一部大戏《山河恋》,这是越剧人的觉醒。为着共同的理想,越剧姐妹为着共同的理想,在合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袁雪芬的律师平衡参加了签字仪式。不知是谁的提议,“越剧十姐妹”拍了一张合影,留下了那个永远定格的时空。

  义演《山河恋》的越剧十姐妹

  有关义演的消息一发布出去,整个上海滩都轰动了。当时黄金大戏院经营不善,快维持不下去了,她们租来作为义演场地。但是租费非常贵,场租费就要4亿多,还要负责班底的生活费用,为期一个月,统统都谈好了。袁雪芬她们又到电台播音,广告预售两个星期的门票,还有要搞签字仪式,召开记者招待会,确定了10个主要演员为发起人。有关义演的消息在广播电台播出后,热情的观众包围了电台,把电台的梁都压断了。两个星期的门票很快就卖完了,当时座位票分为三个档次:10万、5万和3万国币。

  过去每逢越剧界义演,总是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孟丽君》这些老戏,袁雪芬考虑这次一定要排个新戏。南薇出了一个好主意,用法国大仲马的《三剑客》来改编一个戏,因为这个题材可以把许多演员都用在里面,姐妹们事先讲好,谁也不要争演主角或配角,什么合适就什么人演。十个演员都是主角,最后袁雪芬只扮演了一个小丫头,归傅全香扮演的大丫头管。剧本由南薇、韩义和成容负责创作,南薇担任导演。大家分工明确,袁雪芬负责演出业务方,傅全香负责对外联系,范瑞娟负责管理财务。

  越剧《山河恋》剧照

  1947年8月19日下午,《山河恋》在黄金大戏院公演。当时演出的声势不得了,观众的热情很高,每位演员一出场都有热烈地鼓掌声。因为10个演员都有进步力量的背景,姐妹们很团结,当局怀疑共产党在暗中操纵演出,所以召来了反动派的迫害。此时国民党军队在内战战场上连遭败绩,看到《山河恋》演出如此轰动,唯恐后院起火,演出刚刚演了三场,上海市警察局嵩山分局将“非法公演,勒命停演”的公文,送到了黄金大戏院后台,观众们非常吃惊。第二天一早,袁雪芬、尹桂芳、吴小楼和律师平衡,急急忙忙赶到上海社会局交涉。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才等来局长吴开先,他去给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拜寿去了。这是一场艰难的交涉,最后吴开先勉强同意,让她们先演再补办手续。吴开先讲:袁雪芬,有人告发你,你们演下来的钱是给共产党的。”袁雪芬毫不示弱地说:“共产党在哪里?请你告诉我好吗?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只是为了有一个自己的剧场而已,还要设置那么多障碍,你讲得过去吗?我们的钱由范瑞娟等姐妹保管,你们不相信,那你们要谁保管呢?要政府机关、社会局、财政局,还有警备司令部、警察局来保管吗?”有着国民党中统背景的吴开先气急败坏拍了桌子:“袁雪芬啊,告你的人啊,有这么一叠啊,我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马上可以抓起来。”袁雪芬说:“好呀,我犯什么法了?你来抓啊。”60多年后的袁雪芬依然激动地说:“我那个时候胆子也很大,我什么都不怕了。”

  9月12日,《山河恋》义演在几经波折中提前一周落幕了,整个义演只持续了23天。此时已近子夜时分,天下起了丝丝小雨,袁雪芬感到了秋天的凉意。越剧姐妹义演得来的票房收入,因为通货膨胀和七税八收,使想建造的剧场成为了空中楼阁。新大沽路上“上海越剧实验学校”的那块牌子,依旧还是一块牌子。袁雪芬望着窗外“飞行堡垒”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思索着这些年来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怪事,觉得在个世道上即使是混口饭吃,也实在是太难了。恐怕这个社会快到末日吧,看来真像姐妹们说的那样,要改朝换代了。

  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让内战的形势成为定局。这一年四月,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杀过长江,下一个目标就是上海。1949年5月25日,上海八仙桥建成电台来了一群漂亮的上海小姐。人们定睛一看,来的都是平日千金难请的越剧名角。为了配合解放大军,越剧界成立了五个宣传队,以剧团为单位进行播唱,迎接上海的解放。这五个宣传队分别是雪声、云华、东山、玉兰和少壮剧团。这一天,在建成电台的直播室里,真切地响起了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等越剧名伶韵味醇厚的声音,此时此刻人民解放军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入城。在夹道欢迎的喧天锣鼓中,他们中有很多人隐约听到了被欢呼声掩盖了的电台广播。不久,人们发现雪声剧团那个文质彬彬的剧务部主任刘厚生,居然穿着神气的解放军军装,他的身份果真如同人们一开始猜测的那样,是一个地下党。越剧姐妹的心头油然生起万丈豪情,她们向往已久的好日子真来了。

  左起:程砚秋、袁雪芬、梅兰芳、周信芳

  1949年9月,在上海开往北平的列车上,袁雪芬怀着忐忑不安又激动不已的心情,放眼窗外那一片新生的风景。袁雪芬说:“那时文艺界代表是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加上我这个小鬼,一共四个人。我当时不肯去,当时通知我去北平开会,我说我有何德何能啊?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都是前辈,我是晚生。他们艺术上都有贡献,我是何许人也,我只有二十几岁,我不适合,你们另外找个人吧。”面对袁雪芬的执拗,于伶同志说了一句话,“你去北京是中央决定的。”于伶同志又问道:“你过去一直在演戏,北平去过没有?”袁雪芬回答说:“北平我从来没有去过。我是不问政治的,开会就是过问政治啊!”于伶同志笑着说:“你不过问政治?你是爱憎分明,是非清楚,你有反对的,你有要求的,这不是政治又是什么?”袁雪芬说不过于伶,心里打定主意,到了北平开会也不开口。开会时,袁雪芬没有发言,也没有提交提案,她认为梅兰芳、周信芳这些大师已经代表她了,她是抱着学习的宗旨去的。在中国文艺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都是前辈和大师,袁雪芬属于后起之秀。说起对艺术的贡献,袁雪芬更感到自愧不如。

  在北平开会时,袁雪芬第一次见到了周副主席。一见面周副主席说,我早就认识你了,1946年看过你们的演出。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还请袁雪芬到家里吃饭,周副主席给袁雪芬听一张唱片,一听是《凄凉辽宫月》的录音。袁雪芬好奇地问:“周副主席,您怎么有这个唱片?”周副主席说:“这是于伶同志送来的。”原来于伶同志向袁雪芬要来这张唱片是送给周副主席的。内战期间,周副主席是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谈判破裂撤离时,他关照地下党派一些同志接近袁雪芬她们,特别注意在思想上帮助她们。后来地下党派遣了刘厚生等一些同志到剧团,引导袁雪芬她们走向进步。

  在北平开会期间,袁雪芬住在万国饭店,同住一个房间的是解放军模范代表李兰丁,年纪跟袁雪芬差不多,这是周副主席有意安排的。袁雪芬听说她也是浙江人,就问李兰丁是怎么参加革命的?李兰丁说她是一个青年学生,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袁雪芬问道:“你是共产党员吗?李兰丁说当然是共产党员了。第二天早饭服务员送来两个鸡蛋、一杯牛奶给袁雪芬,同住的李兰丁却没有。袁雪芬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说,这是周副主席特别关照的。你在旧社会得过肺病,这是对你的特别照顾。袁雪芬在全国政协开了40多天会,多次聆听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有一次,毛主席带着女儿李纳遇见了袁雪芬,毛主席叫女儿李纳叫袁阿姨。晚上举行舞会时,好多人都来邀请袁雪芬跳舞,袁雪芬说我不会跳舞,大家都不相信,上海来的姑娘怎么不会跳舞呢?毛主席说:“我收你做学生,我来教你跳舞。”袁雪芬即激动又紧张地说:“毛主席,我真的不会跳,等会踏到您的脚时,请您原谅。”袁雪芬陪着毛主席跳了两支舞曲,大家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几天后,她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一起,走进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袁雪芬作为全国所有地方剧种的唯一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的时候,在距离开国元勋们不远的观礼台上,性格刚强的袁雪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也就是这次在北平开会期间,袁雪芬对周副主席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周副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你回去跟华东局领导提出入党要求吧。袁雪芬回去后向华东局的领导提出了入党申请。组织部门送来了一张表格,叫袁雪芬先加入共青团。在袁雪芬看来,共青团员的要求不是很高,成为共产党员自己还不够格,所以袁雪芬填表入团后,就再也没有提入党的事了。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完成后,袁雪芬再次提出加入党的要求,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胡立教同志告诉袁雪芬:“你知道是谁发展你入党的?是周总理发展你入党的,你的档案材料在京沪线上跑了好几趟。当时我是华东局的组织部长,周总理特别交代我,袁雪芬在旧社会的表现我都清楚,发展她入党是不会辱没我们党形象的。当时谭震林、陈毅这些领导同志都是举手同意的。”

  周恩来、邓颖超和袁雪芬

  1955年袁雪芬、徐玉兰、范瑞娟等在苏联访问演出期间,参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

  1955年7月2日在民主德国演出《西厢记》剧照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很注意在政治上培养袁雪芬。派她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参加世界青年联合理事会,又叫袁雪芬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为她政治上的进步创造好的条件。周总理和邓大姐给袁雪芬的信前后有30多封,大多是邓大姐写的,其中一封是周总理的亲笔信,后来有几封是他的秘书代写的。1955年,周总理派遣上海越剧院以中国越剧团的名义,由鲁迅夫人许广平带队,到苏联和民主德国进行交流演出。袁雪芬动情对我地说:“我们越剧是非常幸运的,它较早地接触了地下党。解放后又得到了周总理等老一辈领袖的直接关怀。老实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新中国的越剧大发展。”

  1956年进京观礼。后排左起:吕瑞英、金采风、张桂凤

  前排左起:徐玉兰、王文娟、袁雪芬、范瑞娟

  我兴奋地和袁老师说起少年时曾见过周总理的往事,她显得非常惊讶,一直说你真是太幸福了,并要我把当年的情景讲给她听。1965年3月7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穆德.阿尤布.汗元帅访问杭州,下榻在杭州饭店。根据接待的要求,我就读的西湖中心小学派出一批少先队员在西泠桥畔迎宾,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一天春光明媚,上午11时许,贵宾车队沿着外西湖抵达西泠桥南侧,停在今天的秋瑾墓地边。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阿尤布.汗总统款款步行到杭州饭店。我们挥舞着鲜花不停地欢呼雀跃着,周总理和阿尤布.汗总统也向我们挥手致意。我因为个子矮站在第一排,眼睛一直盯住周总理。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感到周总理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当时真是感到太高兴了。欢迎仪式结束后,欢迎的人们久久不愿离去,都聚集在杭州饭店前面的空地上。突然,有人高叫起来:“周总理”,只见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现在二楼的大阳台上,人们顿时沸腾了。周恩来总理大声地说:“都请回去吧”,一连说了两遍。不一会儿,周建人省长走到周总理的身边耳语了几句,周总理即向大家挥手告别了。听了我的故事,袁老师沉思了片刻说:“非常怀念总理,他真是一个伟人啊。”

  作 者 简 介

  钟冶平,国家一级导演,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总导演,20集纪录片《舞台姐妹》总导演,越剧史专家。《百年越剧》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第20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奖・一等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摄影奖”;2006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文艺奖・文艺专题一等奖;2006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浙江省电视文艺奖・牡丹奖一等奖;出版百年越剧文集《万紫千红总是春》。

  ― END ―

  本文由钟冶平老师授权发布

  本期编辑:东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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